遆昶颖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摘 要:儒家思想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在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国一直起着主导作用，同时它在国外也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尤其是亚洲各国，在韩国，儒家思想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成成为独具韩国特色的儒家文化，在韩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本文做了浅要分析。
关键词： 儒家文化 韩国 现代化
韩国是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的国家，尤其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可谓源源流长，无论从地理意义上还是从人文意义上看，中国和韩国都很接近。历史上，中国曾居于东亚文明的中心位置。强大的文化辐射力量，使韩国从汉字、民族服装到姓氏等方面，都因袭传承着这些文化。韩国主流文化所推崇的社会价值观也源自孔子的儒家思想。尽管现在有不少韩国人改奉了基督教，但儒教也并没有丧失其影响，因为它所倡导的那些精神原则，已深深地内化为韩国民众的基本观念。
儒家思想传人韩国经过三国与高丽，儒家文化落地生根，遍地生花，深深地融入韩国社会的每一个阶段、每一处脉落，到了李朝时代(1392—1910)推崇为国是，一切国家政策尽可能依照儒家经典。于是限制佛教，废除道教而视儒家为国家公认的唯一信仰，因而儒教在韩国具有国教的地位，几百年来韩国民间实践儒家礼节，相沿成礼俗，三纲五伦成为韩国家庭与社会人际关系的准绳，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一边是高度发展的现代化社会，经济发达、物质生活优越，年轻人时尚前卫；一边却是以前被我们认为是“落伍”的家庭伦理习俗，这两个反差如此鲜明的东西，却能在韩国人的生活中融洽并存。
近年来，韩国作为“四小龙”之一以其迅猛的经济发展引起人们的注意，韩国走上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从表面上看，起主导作用的是西方文化，但实际上“恰恰是儒家的价值观念，成为今日东亚国家迅速发展的基础”，当然韩国也不例外。儒家文化已经深深地扎根于韩国这片土壤之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长期以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韩国的政治制度，并通过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影响着韩国社会的整个经济文化生活。
一、 早期儒家文化对韩国现代化的阻碍及其批判
儒家文化大约于公元372年传入韩国，至今可以说在韩国也算是历史悠久了，这也使得韩国是典型的儒教国家。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儒教在本质上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尽管这一论断有些偏颇，但是以自然经济形态为基础的儒家文化的确在最初的现代化进程中确实起了阻碍的作用：
1、儒家文化是在土地私有得到确认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它的明显的“重农抑商”的特征忽视了工商业的发展，压抑了工业化产生的可能，士农工商的思想使商人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对农业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商业，这是农业生产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
2、儒家文化中的“重义轻利”主张又压抑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而这正与追求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现代文明背道而驰。如“君子忧道不忧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等，使人在利的追求方面，明显打上道义的烙印，缺乏主动的动力。
3、儒家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使得把国家看作一个“大家”的人际关系的伦理体系，但过分严格的中央集权使得这一体制趋于僵化，压制了民主思想的发展，并使人民的观念日趋保守，在韩国的李朝时代，一元化的思维体制逐渐发展为闭关锁国的思想，以至后来，当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涌来时，韩国社会也同中国一样拒绝开放，延迟了现代化的发展。
4、儒家文化中只重视读圣贤书，忽视了科学技术的发展，重文轻理的现象相当严重，因此在韩国近代，科技成为韩国生产力不发达的主要因素。
5、儒家文化中，忠、孝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尤其中国古代讲究忠臣必然孝子，因此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朝廷，顺从意识是基本意识，且有“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样一来，偏于培养顺民，维持统治秩序，但人们不敢有自己的思想，压制了创新意识。但是，儒家文化作为韩国社会传统文化的内核，其积极作用才是值得彰显的。
二、现今对儒家文化的肯定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由于历史因素，韩国的传统文化中也包含了来自外部的多种文化成分。但是在经历了异国文化冲击后，儒家文化在韩国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趋成熟、完善。连信奉基督教的金大中也不得不承认：“汉文化圈国家（地区）经济发展能取得如此成功，可能同儒教的许多特征有重大关系。”因此，可以说儒家文化在韩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崇尚“忠”、“孝”一致的伦理关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和谐的社会基础。在韩国，儒家的“忠”是指“对君主或国家”的驯服及其实际行动；所谓“孝”就是一种浓厚的家族主义。韩国的家族文化特征正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以“忠、孝”为原则的家族集团文化。这种文化具有较强的内在凝聚力。在韩国，政府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保持着上下尊卑的关系，使人有一种置身于家族之中的感觉。这种企业内部呈现出的与西方企业不同的人际关系，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当然，传统家族式管理模式已经不能充分满足现代化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传统的家族式企业管理模式所蕴涵的合理成分并未失去其现存的价值。因为它重视人情，重视以家族为中心的集团的共生，强调家族、民族的同质性。这种家庭集团主义，依靠礼仪和人性把人们紧密得团结在一起，构成长期稳定、和谐的社会机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二是强烈的国家意识为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提供了思想保证。我们已经知道“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主张中央集权的政体形式和上下等级分明的伦理秩序，这些思想可以说已经成为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韩国民众的思考、行动和行为准则。”
儒家思想注重“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i]的群体意识和团队精神，认为人类社会靠的是有社会组织的群体力量，认为个人的命运与群体息息相关，整体高于个人，个人应倡导“苟利国家，不求富贵；苟利社稷，则不顾其身”[ii]的整体主义原则。在韩国企业文化中，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是一个道德原则，在强调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尊重个人利益的同时，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儒家文化从人的群体性出发，主张和为贵，“爱人者人常爱之，敬人者人常敬之”，[iii]它要求人们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外平成”[iv]的“五典”维持企业成员之间的和谐，以“礼”和“仁”来协调公共人际关系，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v]以体现对他人的尊重和友善。因此韩国企业文化不强调个人主义，注重群体和谐、关心人、敬业乐群、勤奋和谐、互相合作、上下同心等等。
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韩国人的国家观念十分强烈。因此，国家意识易于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全民运动。当这种国家意识体现为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的社会发展目标时，这种“国家”观念同其他合理因素结合起来，其潜力就会十分巨大。韩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走的是“政府主[vi]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它也是实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但政府在经济中的干预作用是相当明显的。韩国在现代化一开始就特别重视国家的职能，将所谓的“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紧密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对整顿经济秩序、协调经济发展都有重大意义。
三是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与重视道德的伦理价值观为经济腾飞提供了精神保障。儒家文化提倡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并鼓励人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这些成为韩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激励民众建功立业的感召力和鞭策力。例如，韩国“三星集团”的创始人李秉喆积极倡导“第一主义”的经营哲学，使“三星集团”最终跻身于世界一流的跨国公司行列.同时在现代化进程中，韩国社会也出现了诸如过分追求物质利益、崇尚个人主义以及不择手段谋私利的颓废风气和腐败行为，这些都与儒家的伦理道德相违背。韩国政府，不管是朴正熙政权，还是金泳三政权都与这些进行了斗争。“廉正风暴”在韩国几次刮起，端正了社会风气，使得韩国的社会风气较为清明，受到了韩国民众的普遍拥护。可见，儒家文化中的道德伦理对于扭转腐败之风，保证社会健康发展确实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四是教育的发展为现代化提供了智力支持。儒家文化重视教育的传统在韩国社会中可以说是深入民心。韩国社会普遍存在着不甘人后、千方百计培养子女，使他们通过学习竞争来取得社会成就和地位的意识。金泳三就说过：“韩国父母们……对子女的热情，可以说是世界上罕见的。”教育现今在韩国不仅是一种全民认识，而且是一项基本国策。在发展中国家，除了以色列，韩国在教育方面的政府投资最高。由于韩国政府以及整个社会对教育的重视，韩国早已消灭文盲，全民文化素质大大提高，成为其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
五是儒家文化还是医治社会弊病的良药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催化剂。在吸收西方文化精华的现代化进程中，其糟粕也必定一并带入，这就需要最大限度的利用传统。韩国学者认为：“实现现代化并保护传统的愿望在新生国家与经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已成为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运动。”韩国的事实表明，儒家文化不仅能够成为现代化的动力，而且有助于克服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社会转型所出现的物欲主义的泛滥、人文精神的失落、道德渐趋沦丧等社会弊病。例如，儒家文化注重人文教育的思想，可以弥补西方片面发展科学技术教育的缺陷，使人的发展更全面化。又如，儒家文化的集体主义意识能够制约西方极端个人主义思潮的泛滥，建立符合现代化要求的健康价值观。还有，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仁爱”，可以转化人们彼此尊重和爱护的规范；家庭、社会、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原则可以用来抵制极端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有利于维护社会公正；而儒家文化提倡“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有利于树立起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意识。
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表明：儒家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系统，已经深深渗透于韩国社会的基层，成为韩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源泉。相信，它不会随现代化进程而消失，相反，它会继续发挥其整合性与韩国的民族精神融为一体，继续展现它持久的、旺盛的生命力。
事实证明，儒家思想在现代化进步中的实践是成功的。孔子“为国尽忠、敬信节用、爱子如民、人伦之中、忠孝为本”的思想融入了韩国人的血液中，成为他们国家发展和人生道路精神资源。在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每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韩国也不例外。然而，韩国政府对弘扬民族精神，提升民族凝聚力和竞争力尤为重视。他们借鉴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的多元化观点，在大量引进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和先进技术的同时，尽量摒弃西方文化中个人至上、金钱万能、人情淡漠的弊病，大力倡导儒家的敬业乐群精神。他们把儒家伦理与生活结合起来，旨在提醒人们在追求物质文明的同时不要失掉人性的尊严；在利己主义丛生的现代社会不能见利忘义，要保持一种“推己及人”的思想；告诫人们保持传统的家庭伦理，对于实现社会的和谐仍然至关重要。我们看到，一面是韩国人敬业认真的工作态度和西化的生活方式，另一面是具有儒家色彩的传统家庭伦理。这种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所表现出的自尊与自信，不能不令人尊敬。说来未免惭愧，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支柱。然而，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却在邻国的土地上开花结果，并生长得枝繁叶茂，我们对此该作何感想？是该感谢他们呢，还是该感到羞愧？今天的我们，同样也面临着如何发扬传统文化以及保持优秀的传统儒家伦理的问题，那么，韩国人把儒家理念与现代生活较好地结合起来的做法，就值得引起我们的深思。
参考文献：
[1]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9月第2版
[2] 腾大春主编 《外国教育史》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5年5月第2版
[3] 刘新科等主编《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中外教育史研究论文集》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10.
[4]孙培青 孟宪承著 《中国古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年4月第2版
[5]马力主编 《孟子》 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4.12.
[6]王明星著 《韩国近代外交与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9.
[7][韩]宋丙洛著《 韩国经济的崛起》张胜纪 吴壮译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4.3
[8]宋成有等著 《中韩关系史现代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9] 姜龙范著 《近代中朝日对间岛朝鲜人的政策研究》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2000.
10．杨昭全等编 《中国韩国朝鲜文化交流史》 昆仑出版社
2004.
11.姜万吉《韩国近代史》 东方出版社 1993.
12.徐万民《中韩关系史近代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